王安石，司马光立场与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

1. 王安石，司马光立场与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

其实看了这么多有关神宗变法的书以后，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人来说，相似点极多。
    性格上来讲，他们都是聪明过人，自负过人，固执过人的人物。聪明过人，不必说；自负过人，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别人说的是错的。王安石说祖宗之法不足畏，主张激进改革，司马光深信太祖英明，祖宗之法不可变。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其实祖宗之法有不变处，有变处岂可一概而论？但他们都固执自见，认为自己的智慧高出众人，不懂得妥协调和，这就是变法失败的根源，也是党争又起的原因。
    要说思想上，我认为可以说他们的治国理念都落脚于“理财”二字。不过王安石主张开源，以开源之财力解决大宋的外部威胁（比如收河湟）。司马光主张节流，以休养生息的法子达到国家富强，解决内部矛盾。立场吗，我相信这两位都是忠臣孝子，为国为民的心思是相通的。
【总的来说】
    立场：为国为民，解决宋朝的内忧外患（有学者说这两个人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与商人，一个代表当时的河北豪族就是地主阶级，这个似乎也有道理）
    观点：解决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与理财（只是侧重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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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

3. 司马光与王安石成为政敌的原因是什么？

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拒不接受，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4.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

  有读者看了共识那一期，看我举例子，聊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其实争的内容很简单。王安石实际上是桑弘羊的信徒。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搞国企的，他相信商业致富。 
     
    王安石实际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信徒，他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国企经商，赚了钱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宋代这个商贸繁荣的时期，诞生王安石这种人并不稀奇。 
     
    那么司马光什么看法呢？他持有传统观点，就是重农抑商。 
     
    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是有原因的。人就那么多，去做了工匠，就没时间种地。 
     
    所谓经商，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在司马光看来，都跟建金字塔是一回事。 
     
    说穿了，丝绸也好，珠宝美玉也罢，既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那不就是金字塔么。 
     
    金字塔的特点就是很值钱，但是不当吃不当喝，也不能当武器。打仗的时候啥用没有。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种地。 
     
    让男女老少都去种地，作为地主也好，宫廷也罢，尽量缩减开支，你不要去建那些华美的宫殿，也不要穿丝绸的衣服，更不要弄那么多仆人。 
     
    你把大家都放回去种地，种地的人多了，粮食就多。粮食多，就能打赢。 
     
    古代打仗就是人多打人少，说穿了最后就星际争霸一样，大家比采矿的，谁家矿多谁撑得久谁赢。 
     
    所以谁家粮食多，谁撑得久，谁赢。 
     
    司马光为什么会持有这种观点，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为什么特别反感桑弘羊，王安石？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王安石明显是对的，是超越时代的。 
     
    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儿，原因在于 古代的商业和今天的商业是不一样的 。 
     
    古代的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几乎都是地主，没有老百姓。 
     
    你今天看起来属于中低端产品的，搁在古代都是奢侈品，换句话说，在古代，90%的人是处于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商业发生在地主之间，比如镜子，皮衣，席子，都是奢侈品。 
     
    在这种模式下，商业确实很难拉动什么。你想想美国1929年危机就知道了，大部分人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种商业活动如果特别繁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宫廷里喜欢奢侈品，地主们就会喜欢奢侈品。 
     
    于是从上到下，就会有很多农民会被拉去生产奢侈品，以满足地主这种独特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时候发生了灾荒，粮食歉收。佃户们没饭吃，就会造反，于是就乱了。 
     
    这就是司马光们担心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错了吗？ 
     
    王安石并没有错，他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让古代的商业从一种奢侈品商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商业。 
     
    这实际上需要生产力突破，比如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少的人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多余的人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开始生产工业品。 
     
    这个契机，在古代 社会 ，没有发生。 
     
    当然，王安石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他不是穿越者。 
     
    王安石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自耕农这个群体扩大，也就是形成农业 社会 下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他希望绝大多数的农民，从佃户，变成有自己耕地的这种富农。 
     
    我们知道，古代税率其实不高的，汉代问农民只征收1/15。农民为啥没钱呢？因为他们是佃户，租地主的地，租地主的农具。这样就使得他们年收入的70%都被地主拿走了。 
     
    如果他们不是佃户，是自耕农，他们的购买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古代生产力规模下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动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商业形态。 
     
    那么这件事，和司马光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是彼此违背的。 
     
    古代读书成本很高，不是地主也读不起书，所以反过来讲，读书人就是地主。 
     
    你要在古代形成大规模的自耕农群体，你让地主怎么办？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跟神宗讲，变法会失去人心。 
    神宗反问，变法对士大夫不友好，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不便呀，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文彦博说了句千古名言，他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文彦博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地主。人心就是地主之心，地主之外，那都是工具。 
     
    很赤裸裸。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他们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类似欧洲的那种分封的模式，这样才肯付出忠心。 
     
    自从秦结束了分封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政治上不追求分封了，但是经济上追求地主，实际上等于削弱版本的分封。 
     
    这件事在古代有利有弊。 
     
    所谓有利，地主有了地，他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地。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会成为稳定因素，因为那是他的原嘛。 
     
    所谓有弊，是说小农意识很强，没有大局观。你比如当时和日本人在东部打仗，陕西原上的白嘉轩，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大么？不大，他只想守着自己的地。 
     
    因为没打过来嘛。 
     
    所以桑弘羊也好，王安石也罢，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原因是需求明摆着。 
     
    你比如汉武帝当时在北边打仗，把私房钱都打光了，南边的地主不支持他。因为觉得不关自己事儿呀。 
     
    你再比如，明代东北有后金，西北有李自成，江南的地主东林党很有钱的，不肯掏钱呀。 
     
    满人一直打到江南了，他们还想着说开城投降，保自己的地。 
     
    这就是问题。司马光讲的东西其实很符合古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最后就会遇到整体上无解的困境。 
     
    比如转移支付，没有办法搞。 
     
    富的人，不掏钱，穷的人，没饭吃，边境遇到了危险，那岂不是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我那天讲，很多事情你要站在当时讲那个话的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下去看问题。 
     
    就像古人讲与民争利，这个民不是佃户，甚至都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换句话说，讲这个话的人，他眼里，地主之外的，不叫民，念过书的地主，才是民。 
     
    那么地主之外的是什么？是黔首，黑黑的脑袋。古代的佃户，自耕农，真的下地干活的那些人，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黑黑的脑袋。 
     
    你把说话的那个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想通了，很多事情就随之释然了。 
     
    你比如有些人讲，我们古时候，先秦的时候，士大夫上朝，是与君主对坐的，这叫做坐而论道。 
     
    两汉的时候，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还礼，到了隋唐，皇帝不起身了，但是宰相还是坐着的。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时候，宰相就只能站着了。 
     
    从朱元璋开始，就只能跪着，到清代就更狠，李鸿章想跪个好点的地方，还得给李莲英塞钱。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下，你会把自己当作那个大臣，于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一种 历史 的倒退，你看，大臣不受尊重。 
     
    事实上，穿越回去，你并不是那个大臣，你是那个黑黑的脑袋。 
     
    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为什么能够与君主对坐？因为那是合伙人制度，那是包税制。 
     
    君主是大股东，士大夫是小股东，彼此之间是董事会的关系，是包税制的关系。 
     
    这个词儿我们聊过，在聊东南亚的那一期里面聊过。 
     
    罗马是包税制，奥斯曼是包税制，日本幕府是包税制，欧洲 历史 上的所谓领主制一直都是包税制。 
     
    包税制说穿了就是君主也弄不清他要管理的那片地的实际情况，只能弄一堆的分公司，回头分公司自治，自己每年定期问分公司收钱。 
     
    那么从秦始皇开始，他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想要打破包税制，他不想要一堆小股东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了，他想提升管理的精度，把以前的小股东都变成副总，部门经理，组长。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管理的精度不断地在加强。 
     
    汉代的时候，高管总是那些大户，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唐代的时候，还是门阀，什么关陇集团。 
     
    那么后面不断地搞科举，实际上就是为了稀释小股东的股权，用职业经理人来取代小股东。 
     
    到了宋代的时候，文彦博说的那句话，非与民共天下，乃与士大夫共天下。 
     
    表明包税制还是存在的，只是力度很弱了，以前是有股权的小股东，现在成了有期权的小股东。 
     
    那么再往后，东林党，都是这种有期权的小股东，清代，期权都不让你有，再稀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把股东变成不带股份的职业经理人。 
     
    古代 社会 全部的这套过程，都是为了管理的精细化。 
     
    回到古代的视角，你站在部门经理的角度下想问题，当然是有股权的好，没有股权，有期权也好。 
     
    问题是，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你喜欢头顶上一堆小股东吗？ 
     
    说到底，无论老板还是管理层，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你种的。如果一定要掏出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当然希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一个月加班20天，里面能有2天是给老板加的就很不错了，剩下18天，都是为了染红部门经理的顶子。 
     
    我们当然希望一天都不加，问题是，在古代 社会 下，必须加，能少加10天也好呀。 
     
    很多读者老问我，西风，为什么你解读问题，结论听起来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带入了到了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你让我来给你分析红楼梦，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个9527的身上，那个黑黑的脑袋身上。 
     
    所以包税制是一种低级的制度，效率很低，消耗很大。 
     
    近代的管理趋势也是越发趋向于团队的扁平化。 
     
    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作为管理层，如果你能够带来100的增量，哪怕分给你95都是可以的，这叫做给人才足够的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作为纯粹的中间管理层，利用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骗老板，喝兵血，对不起，要拿掉你。 
     
    公司不养不能创造价值的管理层。 
     
    把不能创造额外增量价值的那部分中间商拿掉，分掉他的那部分钱。老板开心，员工也开心。 
     

5.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的了解、考验。

6.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变法上的分歧是什么？

面对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腐败局面，面对着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从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都尽力想去"补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两人就势同水火，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分歧了。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财方面。

7.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论战分别阐述了什么主要

王安石变化：
目的：为改变北宋初年“三冗”造成的积贫积弱现象。
富国：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
其中青苗法和募役法因强烈触动了地主阶级和大官僚利益而争议最大.农田水利法对后世做的贡献最大.。
强兵：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节省军费,增强军队战斗力,改变了冗兵冗费现象.。
启示：变法应懂得机智应对；任用贤人；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注重监察。

王安石：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即国富才有民富）
王安石早年被当世人视为孟子复生，无论道德、学术还是实际的处事能力都是当世楷模。宋代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有些农民一缺钱就卖地，卖了以后无地可耕，越来越贫穷。相反，有的人买地致富，然后给这些穷人放高利贷。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问题非常严重。王安石少年时期不忍见到这种状况，立志效法“三代（夏商周）圣王”，让百姓安居乐业。但他不是通过照搬古人制度，而是主动要求在地方上任职，从抑制土地兼并入手探索了一套制度。
 
他执政以后除了推广一系列农田制度以外，还大力兴学校，手订经义，力求避免科举制的种种弊端；精简臃肿的军队，解决了北宋最严重的“冗兵”问题。当时西夏崛起，如果一任国家贫弱，四川等地区都可能沦为蛮夷之地。王安石提拔的将领王韶带兵收复了大片失地，宋朝几乎中兴。

司马光：藏富于民。（即民富才能国富）

司马光被视为“醇儒”，举止端庄，生活简朴，但是他对儒学的理解却让人实在没办法认同。他的好朋友二程屡屡给他讲义理，他却无动于衷。他质疑孟子，推尊荀子，但历来大儒都认为荀子学术不正。他对政事的把握就更是一塌糊涂，《资治通鉴》注重的是人事兴衰却不是道德原则，但是他反对变法时却往往自居道德高位。遍观他的奏章就知道，此人可以把自己的任何观点都表达得忠厚混融。神宗去世后，他支持太后擅权，让人不难怀疑他只是将儒家纲常用作一种遁词。
 
除了司马光等人一开始就将变法视若寇仇，大多数士君子反对变法，十有八九都是意气之争。而且愈是接近民众的人（比如赵�\，程颢），就越是不认为新法有什么弊端。他们只是认为变法是小事，重臣的离去是大事，所以才转而反对变法。到后期，反对者将蝗灾、亢旱乃至彗星都归罪给王安石，这是何等用心？

8.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体现了怎样的政治观念？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体现了怎样的政治观念？
答：方田均税法是司马光反驳的重点，此法就是要把所有的土地重新划分，损害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别忘了那时候的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就是贵族所有）。王安石的观点是保证农民劳动积极性，增加税收以保证国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