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的近代中国外债历史

1. 外债的近代中国外债历史

 19世纪60年代初，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江苏、福建、台湾、广东等省地方官僚，为了共同勾结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先后向外国洋商举借了十二次外债，总数达两百余万两，1866～1881年（同治五年至光绪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上海洋商六次举借“西征借款”银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余两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起义。日本侵入台湾后，1874年 8月海防大臣沈葆桢向汇丰银行首次订借福建海防借款两百万两，充购买铁舰、快船、洋枪、炮药及台湾防务经费。中法战争时期，海防费用，特别是购买外洋船炮的费用，主要依靠外债支付。从1883年9月到1885年2月，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汇丰、渣打等银行举借的外债共计七次，总数达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余两。 从80年代中叶起，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工矿、铁路等项权益，相互之间展开了竞争。1885年 3月怡和洋行为了同汇丰银行争夺各项借款特权，以兴修京西铁路、煤矿的名义向醇亲王奕?的神机营贷款五百万两，实际上这笔贷款除付船炮价款外，大部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工程。1886年奕命令李鸿章、周馥等向英、法、德诸国在津银行进行借款时，汇丰银行就通过粤海关监督增润向清政府贷放银一百万两，充奉宸苑修缮南海工程费用。而德国华泰银行的代理商礼和洋行则于1887年提供了五百万马克的借款，作修缮三海费用。这些借款实际上等于向封建统治者变相行贿，而谋求染指当时铁路、航运、矿产等权益。1886～1888年，汇丰银行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两次防堵黄河郑工决口及购买浚泥船机借款，和津通铁路借款等，共达三百三十二万余两，逐步实现它垄断对华借款的野心。到1889年张之洞的武昌织布局购机借款，汇丰银行的资本更渗入当时政府兴办的新式工业了。同时，德国财团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逐步巩固了它的阵地。1887年德国华泰银行和英国怡和洋行共同对开平矿务局修建津沽铁路投入借款，数额达一百零七万余两。1889年德国财政垄断集团决议设立德华银行后，它不仅资助德国驻华军火商泰来洋行同山东巡抚张曜出借嵩武军借款二十万两，并在1890～1891年，贷放了山东河工和福建借款共约五十六万两。 上述外债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除少数几项借款外，绝大部分都已清偿。从1853～1893年的四十一年间，四十五项外债，共折合库平银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两，其中最多的一年（1885）占该年总岁入的17.63%；本利的支出平均只占总岁出的4.3%，最多的一年（1892）占6%，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和其他收入。在清政府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1892）占19.6%。这时外国列强虽还不能利用借款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但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特权。贷款单位初期全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商埠的外国在华洋行；性质多属高利贷的短期借款，利息率由月息六厘到一分半和年息五厘到一分五厘，期限从四个月到一年；而外国在华银行很少参加。从1874年 8月汇丰银行开始单独承募外债以来，它的贷款总额共计库平银两千八百九十九万余两，占甲午前清政府外债总额的69.16%，充分显示出它阴谋垄断对华借款的募债权，而怡和、天祥等洋行反居下风。于是外国在华银行的长期巨额借款（利息率由年息五厘到一分，期限从三年到三十年）代替了以前的短期小额贷款。贷款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及其该国金融市场上发行债票。外国银行的高利盘剥又和中国经手人的中间剥削结合在一起，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例如1877年6月的第四次“西征借款”，汇丰银行贷出银五百万两，作价英金约一百六十万四千二百多镑，年息一分，在伦敦发行的债票则是年息八厘，九八发行，而在左宗棠呈报清政府时，依据经手人胡光墉所报，利息率却增至月息一分二厘五毫，折合年息一分五厘，遇闰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 在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海港、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中，铁路借款经常起到直接瓜分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分割和再分割势力范围的活动之一。1898年10月汇丰银行对关内外铁路贷出英金两百三十万镑，使英国势力扩展到山海关外，直达辽东半岛的牛庄，伸入沙俄的势力范围。芦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一大干线，本是美、英、德、法等国争夺的对象，到1898年 6月，清政府实行借用比款拒用美款后，俄法财团就占了优势，从华北平原伸展到长江流域和英国相竞争，英俄矛盾也表现在争夺津镇铁路的承建上。这条铁路是和芦汉铁路相并行相竞争的线路，可是必须通过德国认为是它的势力范围的山东，于是英国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组的中英公司和德华银行就在伦敦进行谈判，于9月2日签订了瓜分津镇铁路利权的协定，由德华银行承建北段（从天津到山东峄县），中英公司则包修南段（从峄县到江苏镇江，后改浦口）。此外，中英公司为了掠夺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物资，还在1903年和1908年提供借款三百四十万镑，修筑了沪宁铁路和沪杭甬铁路。1907年 3月它贷出了九铁路借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以加强英国在华南，特别是珠江流域的垄断地位。可是，代表美国财团的华美合兴公司于1898年 4月和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款草合同，获得了贯通华中华南的粤汉干线的修筑权。由于伸进到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它不得不和中英公司达成分赃的协议，容许英国资本参加粤汉铁路投资，到1900年 7月方才签订了款额达三千四百万美元的正合同。然而由于它私售股票权于比商所构成的毁约行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向香港总督借款英金一百万镑赎回粤汉铁路，于是英国便在华南排挤了美国势力。1902～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和比国铁路公司利用借款修建芦汉铁路的运矿支路正太铁路和汴洛铁路，于是俄法比财团的势力深入到山西、河南。 到辛亥革命时，清政府所借外债总额共计库平银十二亿五千余万两；而甲午以后十八年间所借达十二亿三百八十二万余两，占总额的96.3%，比甲午以前所借超过二十五倍。在宣统三年试办预算中，债务费的支出列为五千六百四十一万余两，占总岁出额的19%，可是已经超过关税收入达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余两。清政府覆灭后，它所借的巨额外债曾长期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

2. 中国近代外债的外债向实业领域扩张

进入80年代，外国资本除了继续向清政府提供各种军需借款外，开始向铁路、工矿企业等“实业借款”延伸，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利权。据统计，1883年（光绪九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洋务企业向外国洋行和银行借款共13笔，总金额为423万余两。至甲午战前，清政府共借外债45笔，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战前已基本还清，从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3-6%，占海关税收的12-20%。通过这些外债，外国侵略势力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权，便利了商品倾销和掠夺中国的原料。

3. 中国近代外债的中国最早的外债

中国最早的两笔外债，一般认为是1853年（咸丰三年）苏淞太道吴建彰为镇压小刀会起义，向上海的外国洋行举借的本息12万两白银的债款；1858年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镇压广东人民反抗英法侵略军的斗争，向美商旗昌洋行举借的32万两白银的债款。60-70年代，清政府的对外借款开始急剧增加，仅为扑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举借外债12次，总额达200余万两。这一时期的借款已经有了国债的性质，与最早的两笔借款不同，它们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

4. 中国近代外债的介绍

旧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或商民举借的债款，属于国债的一部分，一般不包括个人或私商向外商所借的债款。中国近代的外债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质，它是在中国人民失去独立和主权后，由历届反动政府举借的奴役性债款，是帝国主义输出过剩资本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方式之一。

5. 概括近代中国外债来源的主要变化特征，并分析原因

外债来源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的获取债款。
原因：1、晚清以来各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对外交往原则。
           2、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资本的天性在于追逐利润。